香港从“行政特区”到“示威特区”？
Hong Kong:
From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to“ Special Demonstration Zone”
在九七香港回归以前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真诚地希望香港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行政特区，而且也是政治特区。香港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运作良好的法治体系，具有经济学家心目中理想的自由市场制度，所缺少的只是民主政治。尽管因为种种原因，香港未能马上发展出完全的民主政治，但是人们还是相信，香港的民主会渐进式发展，直到至善。总而言之，香港会从各方面成为大陆的模式，为大陆所仿效。
但是，正如很多人已经所看到的，这些理想似乎都在受到挑战。民主的进展不合理想，法治和市场经济也在走下坡路了。如果对这些判断还可以持不同的意见，那么对如下这样一个发展势头达成共识，人们不应当有很大的困难，那就是，香港越来越成为中国的一个“示威特区”(special
demonstration zone)了。这不是说香港还在继续扮演大陆的“示范”(demonstration)特区，而是一个政治抗议特区，一个任何对中共政权不满的人可以用来抗议共产党政权的特区。
九七以来，香港的示威抗议活动层出不穷，这里面很多抗议是针对香港内部事务的，但也有很多抗议直接和“一国两制”有关。这里要讨论的就是后一类。有两类抗议显然和“一国两制”有关。第一类是对香港政府的政策和政策行为不满的。尽管为香港内部事务，但这些政策或者政策行为受到大陆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实际层面的，即大陆的干预的确发生了，也可以是概念上的，即大陆并没有干预，但人们认为大陆干预了。例如就遣返大陆移民和终审法院等问题引出的示威抗议。第二类示威抗议和香港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人们借用香港这个地方来抗议大陆政府罢了。如纪念“六四”和“法轮功”等。这两类示威中，第一类可以说是为了香港的利益，而第二类则更多的是为了中国的利益。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在香港对人们说，不要在香港示威抗议，有本事的要到北京天安门去。但事实则相反。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海外华人流向香港，在香港抗议大陆政府。诚然，在中国，示威游行在理论上说并不非法，在天安门也不乏抗议者，但是要得到去天安门抗议中国政府的权利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并且要承担莫大的风险。而香港则不然。示威抗议是合法的，是受法律保护的。在香港抗议大陆政府对很多人来说，不失为一个理性的选择。进而，对许多人来说，一旦显示他们示威的动机，就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大陆的机会，香港也自然成了唯一的好去处。香港的“法治”本来是针对香港人而言的，是香港人的“公共财”(public
goods)，但现在这种公共财已经非常全权化了，所以谁都可到香港来享受。
当然，除了享受香港法治的优势外，对示威者来说，在香港抗议大陆政府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不时地测试大陆政府在“一国两制”下不干预香港事务的承诺。这是一种消极的示威。如果说抗议大陆对香港的干预是积极的，还包含有很大的理性的话，人们看不到这种消极抗议背后的理性，是引发大陆的干预，贬低大陆的国际威望，还是仅仅是就抗议而抗议？
对大陆政府来说，香港成为了一个示威特区喜忧参半。忧，当然指的是政治压力问题。香港已经回归大陆，但为了“一国两制”的承诺，大陆不能随意干预香港事务，只好看着香港成为一个抗议政府的地方。但忧还有更深层次的，即香港能否保持往日的稳定繁荣。香港的确是一个测试中共统治能力的地方，是中共“一国两制”统一国家方式能否运转的试点。如果香港出现了不稳定，经济衰败，那么即使直接的原因并非来自大陆，对“一国两制”本身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但是，香港作为一个示威特区，对中共来说未必都是消极的，它有很多方面的正面效应。在国际层面，大陆政府完全可以实行不干预政策，从而向国际社会昭示“一国两制”的有效性和中共的诚信。即使香港因为政治抗议而产生不稳定因素，但责任不在我这一边。（很显然，这样的行为是否是一种责任的行为，则是见仁见智的事。）
其次，从内政方面来说，香港的示威特区可以舒解社会力量对大陆政权直接的政治压力。就是说，香港可以充当一个人们对中共表达不满的示威游行中间地带。容许人们在香港进行示威抗议和容许他们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类似的活动，两者所产生的政治压力不是同日而言的。如果香港的示威活动久而久之没有对大陆政府产生一定的政治压力，中央政府甚至可以把这种事实上的示威特区合法化，也可以甚至设置其他的示威抗议区，正如在经济改革的早期设立经济特区一样。如果能够用设立示威特区的方式来消解人民的政治压力，如果能够用此换取政治民主化，那么为什么何乐而不为呢？
示威抗议并非人们乐意所为，示威的发生是因为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希望通过示威促使当局改变现状。就是说，每一种示威总是包含着道德的方面。但是，通过示威而产生的政治压力的效果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直接。人们主观上希望能通过示威促使大陆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事实上并非这样。示威也可以延迟民主化的进程，因为它疏解了社会力量的压力，从而减少了政权所面临的社会危机。
但对香港人民来说，最主要的是由示威抗议而带来的社会经济代价谁来负担的问题。香港人无疑是这一“公共财”的提供者，但随着享受这一公共财的人越来越多，香港人也要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财”，更要负担随之而来的负担。香港现在所有的制度能够长期支持这种“公共财”吗？香港人能够长期担负这种责任吗？提出这些问题似乎在道义上说是次一等的，但如果从现实的利益出发，是不得不要回答的问题。
Dr Zheng Yongnian is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Dr. Zheng is the leading writer
and consultant of FW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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